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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我的两种不同填表感受》

发布时间:2016-02-14 17:17:00 字号:[ ] 视力保护色: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我最害怕填写个人登记表了。那个时候,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人,被视为带着“原罪”而来到世间的“异类”。他们的“钦定”正式名称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预设的前提是他们本来就坏,只是“可以教育好”罢了。须知,这还是挺客气的哩!那些自命为根正苗红的优等人种干脆骂他们是“狗崽子”、“黑×类”,早已打入到“另册”。
    我有一个叔父名叫许叔平,是国民党的军医,早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本来他与我没有什么思想上的关系,但在填写个人登记表时,为了使自己争到“正册”的出身,我还是象小偷避开赃物一样地要把他撇开去。偏偏在文化大革命中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为了纯洁革命的阶级队伍,单位要求每个人在会议上宣读自己的填表内容。这群众专政的一手可真厉害,在大家的雪亮眼光下,我这阿Q头上的癞疮疤在众目睽睽之下豁然地亮了起来。当时我的感觉真是芒刺在背,恨不能有土行孙的本领钻进地下去。
    实在地说,叔父死于1937年,比我出生早十年,不用说我没有见过他本人,就是照片,家里也没有留下一张。遗物倒是有两件。其一是一种颇为精致的瓷质茶杯,杯下有托盘,共四件,杯和盘上皆写有“叔平兄惠存 强赠 甲戌年仲夏”。查万年历,时间相当于1934年6、7月份,“强”是何人则无可考了。另一件是一部石印本的《三国志演义》,共十六册,分装两函,中华民国十五年上海铸记书局印。书的前四回有朱笔的圈点,这说明叔父当时读得十分认真。第四回后半部分起则没有,是读了没有圈点还是压根儿就没有读,则不得而知了。每册书的封面上分别以毛笔写着“壹、贰、叁……”标明册次,封面上还有叔父图章的印记,图章印记的上方写着一个“衡”字——因为家住鱼行,叔父戏以地名拼成了自己的另一个名字。这少数的一些字,是我们见到的叔父的墨迹。
    我曾经向父母问起过叔父的情况,他们也言之不详,只知道叔父以优等生的资格毕业于福音医院,是国民党军88师少校军医,有勤务兵,另有一匹马。日寇侵占南京时,他们正在战场上,后来勤务兵逃了回来,叔父却永远地留在战场上了。叔父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为国捐躯,本来也是一件光彩的事,但是在那是非混淆、黑白不分、“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只要沾上“国民党”三个字的边就是犯了滔天大罪,被泼上了污水,抹得一团漆黑。
    多亏1978年中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此思想上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路线;政治上拨乱反正,历史得以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叔父也拂去了身上的历史尘埃,重见天日。现在我再也不怕填写个人登记表了,每当填写这样的登记表的时候,我就会以恭敬的态度在社会关系第一栏里一笔一画地端庄地写着:叔父许叔平,1909年生,国民党军88师少校军医,1937年12月抗日战争中在南京阵亡。我想,叔父地下有知,也会为此露出欣慰的笑容吧。(许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