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民革的见证与努力！

从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至今已将近40个春秋，四十年来，海峡两岸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祖国统一大业有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香港、澳门相继回归，海峡两岸交流日益频繁，两岸经贸往来高潮迭起，经济相互依存的关系不断加深。这成就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归功于改革开放，这成就中也有民革几代人不懈的努力。

祖国统一是全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内外风云变幻，台湾一直没有回到祖国的怀抱。1974年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英国首相希思，已是81岁高龄的毛泽东遗憾地对希思说：中国统一这件事，我恐怕是看不到了。他指着邓小平说：“这是他们的事。”1975年病重垂危的周恩来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评论台湾政局的文章后，想到蒋介石去世，蒋经国将接班，而大陆当时对蒋经国最有影响的就是屈武和王昆仑了，于是用颤抖的手，艰难地写下：“约请王昆仑、屈武一谈，托、托、托！”

邓小平是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他带领中国共产党以改革开放的举措和“一国两制”的构想，打破了台湾海峡的坚冰，开启了统一大业的航行。1979年1月1日是统一大业进程中发生历史性转折的重要时刻，这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争取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这一天国防部发表了《关于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的声明》结束了海峡两岸的对峙。从此，海峡上空没有了硝烟炮声，和平统一成为势不可当的历史潮流。

历尽劫波兄弟在

民革与国民党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民革党员与去台湾的国民党人有的是血脉相连的父母兄弟，有的是抗日战场上生死与共的袍泽战友，彼此之间有着割舍不断的亲情友情。

屈武

屈武与蒋经国是朋友，虽然他们政治上有很大分歧，但屈武认为蒋经国是爱国的，是主张统一反对分裂的。屈武希望蒋经国能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的意愿。两岸长期隔绝，屈武曾以多种形式向蒋经国发出信息，希望蒋经国以民族利益为重，早日实现和平统一。1980年3月12日，在孙中山逝世55周年当天，屈武给蒋经国写了一封长信，忆及当年赣南相聚，相期青史留名的情景，期望蒋经国能“顺应潮流，体察民意，果断抉择。”198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大会上，屈武动情地说：“我们都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个人的自然生命毕竟有限，而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振兴才是千秋大业。应该趁有生之年，把我们这一代人所结下的历史疙瘩，由我们自己来解开，不要给后人留下无穷之患。”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之后，屈武更是尽心竭力。

蒋经国

在中共政策的感召下，在屈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呼唤中，蒋经国逐渐认识到“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他说：“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踏上中国的统一之路。台湾和大陆，终究必须统一。两岸若不统一，台湾恐怕将越来越难单独存在。”他排除种种阻力，采取了开放探亲、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等顺应民心和历史潮流举措。屈武看到蒋经国做出一系列缓和两岸对立，有利民族统一的举措，深感欣慰，表示愿以90高龄率先赴台探望蒋经国，可惜尚未成行，蒋经国却一冥长逝，海峡两岸的两位好友最终未能白首相聚。

蒋经国的猝然去世，对原本发展势头较好的两岸关系是非常不利的。邓小平在中共中央的一次高层会议上问杨尚昆，蒋经国逝世，有没有人做相应的工作，杨尚昆回答说，有，民革中央的贾亦斌同志在做。贾亦斌是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中央对台工作委员会主任。由于他曾经是蒋经国的副手，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副局长、代局长。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不同的岗位上从事对台工作。

蒋经国当政期间，贾亦斌前后四次访美，多次访问香港、澳门，与原国民党军政人士进行广泛接触。他热情介绍祖国改革开放政策，大力宣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与海外侨胞畅谈祖国和平统一美好前景。蒋经国去世后，1988年1月，76岁的贾亦斌以个人名义访问香港，广泛接触有关人士共500余人次。贾亦斌知道，老朋友、著名学者南怀瑾在台湾很有影响，与台湾高层能说得上话，因此特地会见了从美国返香港的南怀瑾先生。在他的说服下，南怀瑾愿意与他共同为两岸和谈开辟一条新通道。两人就具体问题进行了多次深入交谈。通过南怀瑾的牵线，台湾高层于1990年12月和1991年2月两次派苏志诚到香港在中环麦当劳道南怀瑾寓所与大陆代表贾亦斌、杨斯德等人进行了会谈，双方草拟了两岸《和平统一协定》草案。以后国共开始启动“汪辜会谈”，贾亦斌、南怀瑾功成身退。虽然只是一个“草案”，但为后来的汪、辜正式会谈打下了基础。

前赴后继促进统一

王昆仑

王昆仑是民革第四任主席、屈武是民革第五任主席。王昆仑、屈武没有辜负周恩来的嘱托，把推进祖国统一当作自己的使命、民革的使命。在屈武的主持下，民革把祖国统一作为重点工作。《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民革中央举行了对台工作座谈会，恢复了对台工作委员会（以后改为祖国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全党积极主动地开展对台宣传和联谊工作。民革各级组织通过开展经贸、文化、科技、体育等方面的活动以及利用同乡会、校友会等方式扩大了与“三胞”的交流交往，通过广交朋友沟通情感，增进共识和友谊，宣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大政方针，团结和争取更多人士共同为祖国统一大业出力。

朱学范

朱学范是民革第六任主席，是邮工出身的工人领袖、新中国首任邮电部部长。局势缓和后，民间的各种联系和交往逐渐频繁，特别是两岸同胞寻找亲人的日益增多，形成了一股“寻亲热”。由于海峡两岸长期人为隔绝，未直接通邮通电，联络极为不方便。为此，朱学范提出两岸直接通邮、通电的倡议。1981年，朱学范在《愿海峡两岸早日互通佳音》一文中写道：“‘三通’是和平统一的先声，通邮又是‘三通’的先声。”民革中央于1981年前后，多次举行对台通邮座谈会，邀请邮电部、邮电工会、中共中央统战部等有关部门和团体的负责同志，就对台通邮通电的具体方案和有关问题进行研讨。朱学范的呼吁、民革和有关部门的努力很快有了成效。台湾当局同意由红十字会在香港转递邮件。尽管只是间接通邮，手续烦琐，耗时漫长，但是，每年还是有几百万封家书通过这样的方式，跨越海峡，来到了大陆。虽然直接通邮是在朱学范身后的2008年，但两岸通邮终于成为了现实。

李沛瑶

20世纪九十年代，李沛瑶、何鲁丽先后任民革中央主席，在他们的主持下，民革不仅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等一系列举措，加强与岛内各界，特别是与民革有历史渊源的国民党中上层人士的交流和联系，而且把向国家提出对台工作的方针策略建议，作为参政议政的重要内容。由于两岸经济合作与各项交流交往在不断扩大，以台商赴大陆投资和间接贸易为主要内容的两岸经贸交往与合作得到进一步发展。民革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抓住海峡两岸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从实际出发，开展涉台调研，积极建言献策，先后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提交了《关于加强两岸税务协作，完善对台资企业税收的建议》《关于保护台商合法权益的几项建议》《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细则》等多项建议和专题调研报告，内容涉及加强对台湾和海外的宣传、保护台商合法权益、做好台胞接待、发展两岸经贸关系等领域。

何鲁丽

长期以来，台湾当局为实现台湾的“法理独立”作了大量准备，进行了6次所谓的“修宪”。李登辉以此为依据抛出“两国论”。民革中央在2000年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以“第0232号提案”的形式，提出了关于尽速制定“反分裂国家行为法”的建议。2004年底，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草案）》，并决定提交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通过。这是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采取的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重大举措，消息传出，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得到海内外所有爱国的中国人的坚决支持和拥护。

周铁农

2011年3月，民革第九任主席周铁农率中华中山文化交流协会参访团，赴台湾进行访问。由民革中央主席亲自率团踏访宝岛台湾，这是民革的第一次，更是屈武和民革前辈们的夙愿。在为期8天的访问中，参访团一行先后拜会了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吴伯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副主席张昭雄，新党主席郁慕明，台湾新同盟会会长许历农，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郭俊次，中国统一联盟主席纪欣，历届台湾“杰青团”代表及台湾各界人士。这次参访活动在岛内引起热烈反响，取得圆满成功。

继往开来

万鄂湘

2018年3月，万鄂湘主席在全国两会上表示：“民革以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作为我们的工作重点之一，这是因为民革与台湾有着特殊的渊源，与台湾岛内的各界人士也保持着非常广泛的联系，因此这五年来我们组织了一系列的两岸青年的交流项目和赴台参访活动。我们也邀请台湾的政党和社团到大陆参访300多次，积极扩大两岸社会各界经济文化的交流合作，增进共同的国家、民族和文化认同”。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从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至今，两岸关系历经风雨坎坷，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这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转自民革中央网站，文/王秉默）